回帖：上述历史事实，无论是从历史典籍记载方面，出土文物、文献方面，还是从《易》道研究、古文字研究、中国思想史研究、历史文化研究等方面，都有大量确凿证据可以证明。但是，如今的学术界多还按朱熹的调门吹，说《易》经原本就是“古代卜筮之书”。在这种不正确的认识之下，就导致了我们对中国许多历史、历史文化问题产生错误的判断，有许多不符合历史实际的错误说法流行。
首先，它影响了我们对中国文明历史的正确认识：
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史上，一种科学的宇宙观和方法论产生后，对于人类社会的历史的进步，是有着极大推动作用的。因为，这种历史、唯物、辨证、求实的思想一旦普及并武装起一个民族，它就会变成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强大力量，极大地推动社会历史的文明发展进程。中国的文明发达之早，中华民族之所以勤劳、勇敢、智慧，中国古代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天文、历法、医药、交通、文学艺术等方面之所以取得了惊人的历史进步，有一些科学技术，以领先于世界一两千年的速度发展；中国之所以自古就成为礼仪之邦，以及中华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，并不是因为黄皮肤、黑头发的人种有什么优越之处，而完全是中国“四维一絷”、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体系产生极早，传播极广，人人学习，并以之作为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行为准则而造成的。就连后世所不敢信、不理解的五帝时期选贤任能、推位禅让政治制度，也都是同以哲学理论作为治国指导思想是有着最直接的因果关系的。
轩辕黄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哲学家、思想家、政治家、军事家。他从自己的亲身社会实践中深刻认识到：“道高比于天，道明比于日，道安比于山。故言之者见为智，学之者见为贤，守之者见为信，乐之者见为仁，行之者见谓圣人。故唯道不可窃也，不可以虚为也。”中国哲学是天道、地道、人道、时变的一体观，故治国讲天道、重人道，富民不忘地道，施政者以人民为根本，为出发点。故黄帝就特别强调：“吾畏天、爱地、亲民，立有命，执虚信。吾亲民而民不亡，吾爱地而地不旷……吾苟能亲民而兴贤，吾不遗亦至矣！”整个五帝时代自黄帝而传位至禹，共历七代人，都是按照“选贤任能”的帝位禅让制度而进行的。中间，只有帝喾一人将帝位传于己子帝挚，其他人都未传帝位于己子。然帝挚也不是把持权位不放的人。他执政九年，自感政绩不佳，就主动禅让帝位于唐侯，为天下百姓选择了一位好帝王。而虞舜为了治洪水，杀了治水无功而酿祸的鲧，则传帝位给治水有功的鲧之子禹，他并未考虑禹即帝位后是否报杀父之仇的问题。这，就是孔子评论五帝时代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。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矜、寡、孤、独、废、疾者，皆有所养”，《国语》所载“黄帝能成命百物，以明民共财”的历史性政治思想根源所造成的历史事实。
中国古典哲学以同性相斥、异性相引的自然法则，强调天地交感，万物化生。上下相交，其志和同。天地不交，则万物不兴。上下不交，便失邦而无国。所以，五帝时期的执政者就特别重视与人民大众的思想沟通：国家设“四岳之长”机构代表民意，而参政议政；官署门前置“敢谏之鼓”，大道通衢立“诽谤之木”，鼓励人民大胆向执政者提意见。这种制度下的设立物，经夏禹政改而建立的独裁专制制度演变至后世，就变成了